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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點滴滴在心頭——錢谷融、陸文夫及那些先生們
[摘要]錢谷融先生仙逝,在回憶先生教誨的同時,又聯辦公用品想到諸多前輩的言傳身教,點點滴滴,感慨不已。趁記憶尚清晰,快記錄下來為好。
錢谷融先生
他說出簡短而尖銳的批評:“寫文章,火氣要少些。”
1978年初,我們這批七七級學子進入瞭華師大中文系。到秋天,有一次去中學實習的機會。那時年輕,拼得起,我白天在長寧區的一所學校實習,晚上回傢,就埋頭於醞釀已久的小說《冬》。一個多月,拿出瞭小說初稿。一個寒冷的雨夜,我壯起膽子,交給瞭來滬組稿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和屠岸先生。做夢也沒有想到,一個多月的時間,他們就回信,不但接受出版,還邀請我去北京,參加長篇小說創作會議,並特別說明,所有費用,他們承擔。很久以後,我才明白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台中抽水肥,人文社想要催生文學春天的來臨。一紙邀請,讓我這個不滿三十歲的文學青年,興奮得幾乎無法入睡。第二天一早,就把邀請信和請假條交到中文系。系裡很快給我回復,簡單明瞭,學生麼,認真學習,外面的會議就不要去瞭。我頓時悶掉,心情之難受無法言說。於是,隻能乖乖上課,努力地忘卻那份邀請。誰知,一個星期後,系裡突然通知,你去開會吧,回來補考試。很久很久以後,才有人告訴我,是徐中玉、錢谷融等老先生說瞭話,要鼓勵年輕人出成果。我的人生軌跡,因為老先生們的呵護,出現瞭重要的變化。放寬點說,老先生們的鼓勵,對於華師大中文系學生創作熱情的井噴,是直接的推動。
畢業離校之後,隻要見到錢先生,他都會隨口問,寫什麼啦?其實,先生的脾氣,就是隨便一問,並不要我具體匯報。他自己的表率,就是寧可少些,絕不馬虎。後來,我的散文隨筆集《思維八卦》出版,母校出版社開一個討論會。讓我受寵若驚的是,錢先生竟然也到場瞭。對於學生,他會說點鼓勵的話,但是,我記憶最深刻的,是那天他說出非常簡短而尖銳的批評,他說,你寫文章,火氣要少些。很長時間,我反復品味先生批評的意思。後來,我知道先生最喜歡的一本書是《世說新語》,突有頓悟之感。魏晉之際,社會情況十分復雜,才會出現《世說新語》這樣看似委婉實質內涵豐富的作品。文學作品,忌諱的是淺顯直露,直截瞭當的大白話,看似痛快,卻非文學上乘。先生的意思,我算大體猜到瞭。但是,做起來,總覺得自己的學養差一大截。我還會努力寫一些文字,經常想想先生的教誨。
陸文夫先生
他說創作就像做肥料,把沖動放心裡慢慢發酵
1979年初,在北京召開的長篇小說創作會議,是韋君宜、屠岸兩位先生為推動文學春天早日回歸,做的很重要的事情。王蒙先生等作傢悉數出席,我能認識他們,實在是幸運。
我和陸文夫先生住一個套房,他一間,我一間,當中隔個廳。我早就讀瞭他的小說,被他充滿溫情的文字所征服。那年頭,我還比較幼稚,會議間隙,老是纏著他談文學,也不怕他煩。他話不多,沉默的時間多些,也許與他多少年艱苦的經歷有關。他沒有嫌我的不知天高地厚,就算我的福氣。我談得最多的,是自己的創作打算,向他講我的各種創作沖動,希望他給我指導點撥。他沉得住氣,不打斷我,也不插話,讓我獨自嘮叨。偶然,他不置可否地說個短句,讓我聽不懂,到底是鼓勵我寫,還是勸我不寫。我甚至從狹隘的方向猜想,也許,他不願意把創作的經驗傳人。到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,有一天夜裡,他終於慢吞吞主動閑扯起來。他說,你下鄉很多年吧,我待的年頭比你多。農民做肥料,要埋很長時間,讓它慢慢發酵。你看到過吧?我一臉霧水,盯住他黑黑的臉,隻點點頭,答不上話。他不慌不忙地繼續說,有很多沖動是好的,年輕人有熱情。不過,我的想法麼,你有一個沖動,把它放心裡。過瞭一段時間,看還沖動不沖動?如果又有一個沖動,也放一段時間再說。假如有幾個沖動,你又找到能夠把它們好好融合起來的辦法,也許,你就能夠寫出好一點的東西。他說到這裡,戛然而止,眼神卻亮起來,溫和地望著我。我一直記得他的目光,也記得他意味深長的創作體驗。在我後來的創作中,特別是寫長篇小說,陸文夫先生的想法,讓我受益無窮。
蔣孔陽靜電機推薦先生
文學藝術獎投票前,他專門找我瞭解秦文君
蔣孔陽先生是復旦大學的名教授。原來,我隻聞其名,無緣當面求教。1991年,上海第一屆文學藝術獎評選,評委們集中在浦東一個花園式的賓館裡,讀文字,看影片,住瞭好幾天。蔣先生和我都是文學組的,能夠朝夕相處,真是福氣。蔣先生身體不佳,行動比較遲緩,所以蔣夫人一直陪在身旁。那次,文學組碰到個難題,初評時,秦文君的《男生賈裡》獲得很高的評價,但評獎的名額有限,文學作品,就評一兩本,又是第一次評上海文學藝術獎,是否推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呢?那時候,秦文君還不是名滿天下的兒童文學作傢,評委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傢,平時一般不會讀兒童文學,所以知道她的人很少。
投票的前一天,吃晚飯時,我正埋頭於食物,有人叫我名字,抬頭一瞧,我趕緊站起身子,因為蔣孔陽先生由夫人攙扶著,站在我面前。蔣先生問,夜裡是否有空,他要到我房間來。我哪裡敢勞動他,連聲回答,我過去,我過去。一個多小時之後,當我走進蔣先生的居室,見他的桌子上攤開幾本秦文君的書,除瞭《男生賈裡》,還有別的。他說,這些兒童文學作品,他讀過瞭,確實寫得好;不過,由於他平時不讀寫孩子們的作品,因此沒法比較,他知道我搞出版,因此希望我介紹一下秦文君的作品在全國兒童文學界的地位。我非常感動,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復旦名教授,做任何事情均如此認真啊!我趕緊把自己知曉的一五一十倒出來,最後還強調,我的兒子是小學生,他們一幫同學統統迷秦文君,見一本讀一本。蔣先生聽後,微微笑瞭,說,孩子們如此喜歡啊,心裡有數瞭。第二天投票之前的討論,因為蔣孔陽先生的侃侃而談,秦文君的作品,順利地以高票通過。此後,秦文君在全國的名氣越來越響。不能說,是這次評獎造就瞭秦文君現象,她的成功,源於她持續不斷的奮鬥。但毋庸諱言,這是一個重要的臺階。後來我們呼籲恢復上海文學藝術獎,就把秦文君在上海首先獲獎作為實例提出,認為這是上海的眼光。礙於評審紀律,我一直未告訴秦文君評審時的細節。現在,蔣先生早已仙逝,二三十年過去,說說應該無妨瞭。
孫道臨先生
他坦率無瑕的目光,始終印在我的腦海裡
認識孫道臨先生,也是在1991年上海文學藝術獎的評審會上。小時候,看《渡江偵察記》,為道臨先生扮演的解放軍指揮員而傾倒,哪裡台灣電動床工廠想到,會有這樣朝夕相處的機會?
他是影視組,我在文學組,僅僅在飯廳裡見面,點頭微笑,於我,已經很滿足。沒想到,一個機會,讓我們熟悉起來。評獎快結束時,有評委提議(可能是張瑞芳先生),說上海的文學藝術獎,頒獎應該有特色,最好是藝術傢們來頒獎。這個提議,獲得一致贊同。頒獎的主持人,被公推出來,就是張瑞芳和孫道臨兩位先生,這規格之高是沒得話說。頒獎詞呢,大傢要求我來寫,一則我是搞文字的,二則我最年輕,理應辛苦。我當然不敢推辭,並且使出全身解數,希望寫好,不辜負看得起我的先生們。交稿後,以為沒我的事瞭。不料,張瑞芳和孫道臨兩位藝術傢,為這臺頒獎會,認真地排演起來。他們對頒獎詞中任何一點小小的修改意見,均會由孫道臨先生出面,與我商量,是否可以改動。我非常惶恐,我對道臨先生說,你們隨意怎麼改,無須征求我意見。道臨先生誠懇地說,他們覺得,是我的文字,一定要問過我才能改。先生們的謙虛和認真,感動得我無言以對。
這次交往,使我得以與道臨先生成為朋友,以後,每年找時間聊一會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,也請我去參加座談會。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,發生在若幹年後的上海文學藝術獎評獎期間。那一回,道臨先生是終身成就獎的大熱門。可惜,在最後的投票中(需要三分之二評委贊同),道臨先生以一票之差沒入選,隻作為提名獲得者。
我不知如何表達心情,見面隻是尷尬地笑笑。那次策劃頒獎儀式,我依然是頒獎詞的撰寫者。我得知有一項安排,即頒發終身成就獎的時候,被提名者同時上臺,綠葉襯托紅花之意(那年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記得隻有一人)。我感到非常不合適。像道臨先生這樣的大演員,不獲獎已經是虧待,再讓他作為陪襯登臺,有些過分吧?但是,主辦方說征求過道臨先生本人意見,他欣然接受。這樣,我就無話可說瞭。
頒獎那天,聚光燈把華麗的舞臺照得通明。道臨先生手捧鮮花,站在獲獎者身旁,自然地真誠地微笑著,始終微笑著。那坦率無瑕的目光,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裡。
朱踐耳先生
他“自尋苦吃”,隻為找到對的“味兒台中註冊商標”
從小,唱踐耳先生的歌,認識他,也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學藝術獎的評獎會上。
當時,踐耳先生剛剛開始一組交響詩的創作。經過多年積累,這組創作才形成宏大的規模,總名為《天、地、人》交響組詩。1991年的時候,可能踐耳先生自己也沒有把創作全部規劃好,但是,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瞭創作。他給我們介紹正在手頭的一部樂曲。此曲的意境,來自唐代詩人柳宗元的五言絕句《江雪》。短短二十字的詩,要譜成震撼人心的樂曲,需要極高的音樂造詣和豐富的想象力。踐耳先生是溫和之人,說起話來慢吞吞,細聲細氣,但是,談到創作,他精神為之一振,聲調高瞭,中氣足瞭。他說,我搞來搞去,《江雪》的味兒不夠啊,大雪無蹤,天地一片蒼茫的氣象,那意境出不來啊。我聽著心中尋思,“千山鳥飛絕,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,獨釣寒江雪”那樣言簡意駭的絕句,要用旋律表現出來,確實是自尋苦吃。踐耳先生不屈不撓,他說,他不肯將就著寫完算數,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表達方式。不知苦惱多久,有一天,豁然開朗,京劇中有那個味啊 蒼勁強悍的聲調。他決定找個京劇大師來合作。誰?尚長榮! 踐耳說到此,似乎不好意思,呵呵笑道,那麼小的事,就是讓他放開來吼幾句,沒想到,他爽快地答應。正是靠他的嗓門一吼,味道才有瞭。踐耳先生把錄音放給我們聽。果然,雄渾悠揚的旋律,尚先生豪放而餘音不絕的聲音,真個是絕配! 我頓時明白瞭,藝術精品,不會從天上掉下來,得靠頑強不息的追求,才能夠實現!
那時,我還兼著上海音樂出版社社長。對於音樂,我實在是外行。有踐耳先生在面前的好機會,趕緊討教。我的一些問題,小兒科而已。踐耳先生不笑話,有問必答。記得有一次,我傻傻地問,交響樂的指揮,不就是按旋律揮動胳膊,為什麼地位如此之高。他微笑著,認真地用親身經歷的故事回答我。他說,改革開放之初,他應邀訪問莫斯科。他隨身帶去新創作的交響樂手稿,很潦草的手稿。當地交響樂隊的首席指揮,要去手稿看,第二天,竟然就能指揮樂隊演奏出來。踐耳先生的目光,在玻璃鏡片後閃爍著,輕聲說,知道嗎,竟然比排練瞭很久還好,比我創作時的想象也好。這就是大指揮的本事! 踐耳先生的話語,讓我對藝術奧秘的感悟提升瞭,他不吝開導後輩的熱心,更深深留在我心底。
王元化先生
“你可以謀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1985年,我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。面對這樣一個老牌大社,我太年輕瞭,對出版社的管理,非常茫然。有一次會議,王元化先生與我比鄰而坐,我說起自己的苦惱。元化先生鼓勵我道,建國初期,他擔任新文藝出版社負責人時,才29歲,比我任職時年輕多瞭。新文藝出版社是上海文藝社的前身,我趕緊向這位前輩虛心求教。元化先生耐心地點撥我許多。因為當面討教的時間有限,後來,我又寫信向他詢問。元化熱情地回信,一一回答我的問題。我榮幸地做瞭一回他的學生。元化先生給我的信,後來被收進《現代作傢書信集珍》。
1992年,我調到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工作,負責圖書出版管理,前後有十六七年。其間,若幹事情處理得讓元化不滿意。曾有朋友帶瞭他的話來,說見面時要與孫 說個明白。元化是我尊敬的大學者,我肯定不願意和他有不愉快的爭執,因此,就有些怯於見他。2007年,我開始兼任作傢協會黨組的工作,自然要去拜訪文學界的元老前輩們,元化那裡,肯定要去報到的。我想,不管元化先生如何說我,一不解釋,二不推托,能被學養如此深厚的長輩教導,也是求之難得的事情。
進元化先生書房時,我小心而客氣地稱呼他,不像當年求教他時那麼自然。元化何等睿智之人,他從我的客套中,看出我的忐忑,竟微微笑起來,揮揮手道:“來瞭,來瞭,好,好!”隨即熱情地招呼我往裡面坐。待我坐定,他即開口與我談文學界的事情,說的很雜,也很寬廣,他對各方面的情況相當熟悉。他說話向來不急不緩,體現出深思熟慮的風格,那一天,他卻是主動提及各種話題。我心裡明白,他用談話來消解我內心的緊張,我實在為他的寬厚而感動。那天話說得很多,印象特別深刻的,是他分析在作傢協會工作的狀況。他說,你到這裡來,可以什麼不做,那就是得個清閑;也可以做得非常熱鬧,直到讓作傢們受不瞭;當然,你也可以謀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元化先生沒有明確說希望我如何,但這個選擇題的答案是清晰的,愚笨如我,應該聽清楚瞭。
隔些日子,我再去看元化先生,他正在寫毛筆字。我見他揮筆輕松自如,墨跡圓潤瀟灑,隨心隨意,不由贊嘆起來。他笑道,不過是一種練氣養生的方式,談不上有啥造詣。沒想到,一星期後,他托人捎來一幅書法送我,錄自陸士衡的《文賦》,其中一行:“觀古今於須臾,撫四海於一瞬。”雖然是早就知道的名句,但是,經元化先生之筆書寫,又覺得意境寬瞭許多。
後來,他突然病重,我和趙長天趕去醫院探望。他興致勃勃,問文學方面的新近情況。擔心他累,我們總是盡量說簡單的。告辭時,大約想起趙長天是《萌芽》主編,他提高嗓音,很有中氣地關照瞭一句:“要為年輕人多做些事情!”我們知道,在關心新人方面,元化先生一直身體力行。近年來,上海作傢協會主席團和黨組,確實也為文學界新銳的成長做瞭較多的努力。文化的代際傳遞,正是如此進行的。
李子雲先生
她默默聽著,突然將我一軍:“你為什麼不寫?”
早先,與李子雲先生不太熟,知道她是著名文藝理論傢,曾長期在夏衍先生直接領導下做文化工作。到作協黨組工作以後,自然就見得多起來。2009年春節,我去給她拜年。天很冷,她傢沒有開空調,喝著熱乎乎的茶,話題一直圍繞著上海的文學創作轉。當時,《繁花》等作品尚未出來,路內、小白一幫新銳還潛伏著,我隻能如此回答,寫上海的作品,主要靠女作傢們撐瞭,安憶一直有新作,王小鷹、竹林、陳丹燕、王周生也貢獻多多。子雲先生默默聽著,突然將我一軍:你為什麼不寫?我被問住,確實,進入新世紀,我隻是寫點散文隨筆。她接著說,你原來寫的《雪廬》是可以的,不應該停下來,不要強調工作忙。我勉強回答說,那,我再試試?子雲先生說,你當知青時做過幹部,帶頭幹活,人傢才聽你的。創作也是這樣,你當書記,不能光號召別人。我被她直率的批評鎮住瞭,連連點頭,表示一定不辜負她的期望。當時,我還想起安憶也有過類似的提醒:鼓勵別人寫上海生活,自己為什麼不做?
子雲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,來得十分突然,連去醫院送她也來不及。那時,我還兼著上海政協文史委主任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失職。她的經歷如此豐富,肚子裡的掌故何其之多,我們竟然沒有去做點口述實錄。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。
不久,我開始創作新的小說。當疲乏襲來,想偷懶停下時,我自然回憶起子雲先生的鞭策。(文/孫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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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錢谷融先生仙逝,在回憶先生教誨的同時,又聯辦公用品想到諸多前輩的言傳身教,點點滴滴,感慨不已。趁記憶尚清晰,快記錄下來為好。
錢谷融先生
他說出簡短而尖銳的批評:“寫文章,火氣要少些。”
1978年初,我們這批七七級學子進入瞭華師大中文系。到秋天,有一次去中學實習的機會。那時年輕,拼得起,我白天在長寧區的一所學校實習,晚上回傢,就埋頭於醞釀已久的小說《冬》。一個多月,拿出瞭小說初稿。一個寒冷的雨夜,我壯起膽子,交給瞭來滬組稿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和屠岸先生。做夢也沒有想到,一個多月的時間,他們就回信,不但接受出版,還邀請我去北京,參加長篇小說創作會議,並特別說明,所有費用,他們承擔。很久以後,我才明白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台中抽水肥,人文社想要催生文學春天的來臨。一紙邀請,讓我這個不滿三十歲的文學青年,興奮得幾乎無法入睡。第二天一早,就把邀請信和請假條交到中文系。系裡很快給我回復,簡單明瞭,學生麼,認真學習,外面的會議就不要去瞭。我頓時悶掉,心情之難受無法言說。於是,隻能乖乖上課,努力地忘卻那份邀請。誰知,一個星期後,系裡突然通知,你去開會吧,回來補考試。很久很久以後,才有人告訴我,是徐中玉、錢谷融等老先生說瞭話,要鼓勵年輕人出成果。我的人生軌跡,因為老先生們的呵護,出現瞭重要的變化。放寬點說,老先生們的鼓勵,對於華師大中文系學生創作熱情的井噴,是直接的推動。
畢業離校之後,隻要見到錢先生,他都會隨口問,寫什麼啦?其實,先生的脾氣,就是隨便一問,並不要我具體匯報。他自己的表率,就是寧可少些,絕不馬虎。後來,我的散文隨筆集《思維八卦》出版,母校出版社開一個討論會。讓我受寵若驚的是,錢先生竟然也到場瞭。對於學生,他會說點鼓勵的話,但是,我記憶最深刻的,是那天他說出非常簡短而尖銳的批評,他說,你寫文章,火氣要少些。很長時間,我反復品味先生批評的意思。後來,我知道先生最喜歡的一本書是《世說新語》,突有頓悟之感。魏晉之際,社會情況十分復雜,才會出現《世說新語》這樣看似委婉實質內涵豐富的作品。文學作品,忌諱的是淺顯直露,直截瞭當的大白話,看似痛快,卻非文學上乘。先生的意思,我算大體猜到瞭。但是,做起來,總覺得自己的學養差一大截。我還會努力寫一些文字,經常想想先生的教誨。
陸文夫先生
他說創作就像做肥料,把沖動放心裡慢慢發酵
1979年初,在北京召開的長篇小說創作會議,是韋君宜、屠岸兩位先生為推動文學春天早日回歸,做的很重要的事情。王蒙先生等作傢悉數出席,我能認識他們,實在是幸運。
我和陸文夫先生住一個套房,他一間,我一間,當中隔個廳。我早就讀瞭他的小說,被他充滿溫情的文字所征服。那年頭,我還比較幼稚,會議間隙,老是纏著他談文學,也不怕他煩。他話不多,沉默的時間多些,也許與他多少年艱苦的經歷有關。他沒有嫌我的不知天高地厚,就算我的福氣。我談得最多的,是自己的創作打算,向他講我的各種創作沖動,希望他給我指導點撥。他沉得住氣,不打斷我,也不插話,讓我獨自嘮叨。偶然,他不置可否地說個短句,讓我聽不懂,到底是鼓勵我寫,還是勸我不寫。我甚至從狹隘的方向猜想,也許,他不願意把創作的經驗傳人。到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,有一天夜裡,他終於慢吞吞主動閑扯起來。他說,你下鄉很多年吧,我待的年頭比你多。農民做肥料,要埋很長時間,讓它慢慢發酵。你看到過吧?我一臉霧水,盯住他黑黑的臉,隻點點頭,答不上話。他不慌不忙地繼續說,有很多沖動是好的,年輕人有熱情。不過,我的想法麼,你有一個沖動,把它放心裡。過瞭一段時間,看還沖動不沖動?如果又有一個沖動,也放一段時間再說。假如有幾個沖動,你又找到能夠把它們好好融合起來的辦法,也許,你就能夠寫出好一點的東西。他說到這裡,戛然而止,眼神卻亮起來,溫和地望著我。我一直記得他的目光,也記得他意味深長的創作體驗。在我後來的創作中,特別是寫長篇小說,陸文夫先生的想法,讓我受益無窮。
蔣孔陽靜電機推薦先生
文學藝術獎投票前,他專門找我瞭解秦文君
蔣孔陽先生是復旦大學的名教授。原來,我隻聞其名,無緣當面求教。1991年,上海第一屆文學藝術獎評選,評委們集中在浦東一個花園式的賓館裡,讀文字,看影片,住瞭好幾天。蔣先生和我都是文學組的,能夠朝夕相處,真是福氣。蔣先生身體不佳,行動比較遲緩,所以蔣夫人一直陪在身旁。那次,文學組碰到個難題,初評時,秦文君的《男生賈裡》獲得很高的評價,但評獎的名額有限,文學作品,就評一兩本,又是第一次評上海文學藝術獎,是否推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呢?那時候,秦文君還不是名滿天下的兒童文學作傢,評委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傢,平時一般不會讀兒童文學,所以知道她的人很少。
投票的前一天,吃晚飯時,我正埋頭於食物,有人叫我名字,抬頭一瞧,我趕緊站起身子,因為蔣孔陽先生由夫人攙扶著,站在我面前。蔣先生問,夜裡是否有空,他要到我房間來。我哪裡敢勞動他,連聲回答,我過去,我過去。一個多小時之後,當我走進蔣先生的居室,見他的桌子上攤開幾本秦文君的書,除瞭《男生賈裡》,還有別的。他說,這些兒童文學作品,他讀過瞭,確實寫得好;不過,由於他平時不讀寫孩子們的作品,因此沒法比較,他知道我搞出版,因此希望我介紹一下秦文君的作品在全國兒童文學界的地位。我非常感動,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復旦名教授,做任何事情均如此認真啊!我趕緊把自己知曉的一五一十倒出來,最後還強調,我的兒子是小學生,他們一幫同學統統迷秦文君,見一本讀一本。蔣先生聽後,微微笑瞭,說,孩子們如此喜歡啊,心裡有數瞭。第二天投票之前的討論,因為蔣孔陽先生的侃侃而談,秦文君的作品,順利地以高票通過。此後,秦文君在全國的名氣越來越響。不能說,是這次評獎造就瞭秦文君現象,她的成功,源於她持續不斷的奮鬥。但毋庸諱言,這是一個重要的臺階。後來我們呼籲恢復上海文學藝術獎,就把秦文君在上海首先獲獎作為實例提出,認為這是上海的眼光。礙於評審紀律,我一直未告訴秦文君評審時的細節。現在,蔣先生早已仙逝,二三十年過去,說說應該無妨瞭。
孫道臨先生
他坦率無瑕的目光,始終印在我的腦海裡
認識孫道臨先生,也是在1991年上海文學藝術獎的評審會上。小時候,看《渡江偵察記》,為道臨先生扮演的解放軍指揮員而傾倒,哪裡台灣電動床工廠想到,會有這樣朝夕相處的機會?
他是影視組,我在文學組,僅僅在飯廳裡見面,點頭微笑,於我,已經很滿足。沒想到,一個機會,讓我們熟悉起來。評獎快結束時,有評委提議(可能是張瑞芳先生),說上海的文學藝術獎,頒獎應該有特色,最好是藝術傢們來頒獎。這個提議,獲得一致贊同。頒獎的主持人,被公推出來,就是張瑞芳和孫道臨兩位先生,這規格之高是沒得話說。頒獎詞呢,大傢要求我來寫,一則我是搞文字的,二則我最年輕,理應辛苦。我當然不敢推辭,並且使出全身解數,希望寫好,不辜負看得起我的先生們。交稿後,以為沒我的事瞭。不料,張瑞芳和孫道臨兩位藝術傢,為這臺頒獎會,認真地排演起來。他們對頒獎詞中任何一點小小的修改意見,均會由孫道臨先生出面,與我商量,是否可以改動。我非常惶恐,我對道臨先生說,你們隨意怎麼改,無須征求我意見。道臨先生誠懇地說,他們覺得,是我的文字,一定要問過我才能改。先生們的謙虛和認真,感動得我無言以對。
這次交往,使我得以與道臨先生成為朋友,以後,每年找時間聊一會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,也請我去參加座談會。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,發生在若幹年後的上海文學藝術獎評獎期間。那一回,道臨先生是終身成就獎的大熱門。可惜,在最後的投票中(需要三分之二評委贊同),道臨先生以一票之差沒入選,隻作為提名獲得者。
我不知如何表達心情,見面隻是尷尬地笑笑。那次策劃頒獎儀式,我依然是頒獎詞的撰寫者。我得知有一項安排,即頒發終身成就獎的時候,被提名者同時上臺,綠葉襯托紅花之意(那年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記得隻有一人)。我感到非常不合適。像道臨先生這樣的大演員,不獲獎已經是虧待,再讓他作為陪襯登臺,有些過分吧?但是,主辦方說征求過道臨先生本人意見,他欣然接受。這樣,我就無話可說瞭。
頒獎那天,聚光燈把華麗的舞臺照得通明。道臨先生手捧鮮花,站在獲獎者身旁,自然地真誠地微笑著,始終微笑著。那坦率無瑕的目光,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裡。
朱踐耳先生
他“自尋苦吃”,隻為找到對的“味兒台中註冊商標”
從小,唱踐耳先生的歌,認識他,也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學藝術獎的評獎會上。
當時,踐耳先生剛剛開始一組交響詩的創作。經過多年積累,這組創作才形成宏大的規模,總名為《天、地、人》交響組詩。1991年的時候,可能踐耳先生自己也沒有把創作全部規劃好,但是,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瞭創作。他給我們介紹正在手頭的一部樂曲。此曲的意境,來自唐代詩人柳宗元的五言絕句《江雪》。短短二十字的詩,要譜成震撼人心的樂曲,需要極高的音樂造詣和豐富的想象力。踐耳先生是溫和之人,說起話來慢吞吞,細聲細氣,但是,談到創作,他精神為之一振,聲調高瞭,中氣足瞭。他說,我搞來搞去,《江雪》的味兒不夠啊,大雪無蹤,天地一片蒼茫的氣象,那意境出不來啊。我聽著心中尋思,“千山鳥飛絕,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,獨釣寒江雪”那樣言簡意駭的絕句,要用旋律表現出來,確實是自尋苦吃。踐耳先生不屈不撓,他說,他不肯將就著寫完算數,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表達方式。不知苦惱多久,有一天,豁然開朗,京劇中有那個味啊 蒼勁強悍的聲調。他決定找個京劇大師來合作。誰?尚長榮! 踐耳說到此,似乎不好意思,呵呵笑道,那麼小的事,就是讓他放開來吼幾句,沒想到,他爽快地答應。正是靠他的嗓門一吼,味道才有瞭。踐耳先生把錄音放給我們聽。果然,雄渾悠揚的旋律,尚先生豪放而餘音不絕的聲音,真個是絕配! 我頓時明白瞭,藝術精品,不會從天上掉下來,得靠頑強不息的追求,才能夠實現!
那時,我還兼著上海音樂出版社社長。對於音樂,我實在是外行。有踐耳先生在面前的好機會,趕緊討教。我的一些問題,小兒科而已。踐耳先生不笑話,有問必答。記得有一次,我傻傻地問,交響樂的指揮,不就是按旋律揮動胳膊,為什麼地位如此之高。他微笑著,認真地用親身經歷的故事回答我。他說,改革開放之初,他應邀訪問莫斯科。他隨身帶去新創作的交響樂手稿,很潦草的手稿。當地交響樂隊的首席指揮,要去手稿看,第二天,竟然就能指揮樂隊演奏出來。踐耳先生的目光,在玻璃鏡片後閃爍著,輕聲說,知道嗎,竟然比排練瞭很久還好,比我創作時的想象也好。這就是大指揮的本事! 踐耳先生的話語,讓我對藝術奧秘的感悟提升瞭,他不吝開導後輩的熱心,更深深留在我心底。
王元化先生
“你可以謀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1985年,我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。面對這樣一個老牌大社,我太年輕瞭,對出版社的管理,非常茫然。有一次會議,王元化先生與我比鄰而坐,我說起自己的苦惱。元化先生鼓勵我道,建國初期,他擔任新文藝出版社負責人時,才29歲,比我任職時年輕多瞭。新文藝出版社是上海文藝社的前身,我趕緊向這位前輩虛心求教。元化先生耐心地點撥我許多。因為當面討教的時間有限,後來,我又寫信向他詢問。元化熱情地回信,一一回答我的問題。我榮幸地做瞭一回他的學生。元化先生給我的信,後來被收進《現代作傢書信集珍》。
1992年,我調到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工作,負責圖書出版管理,前後有十六七年。其間,若幹事情處理得讓元化不滿意。曾有朋友帶瞭他的話來,說見面時要與孫 說個明白。元化是我尊敬的大學者,我肯定不願意和他有不愉快的爭執,因此,就有些怯於見他。2007年,我開始兼任作傢協會黨組的工作,自然要去拜訪文學界的元老前輩們,元化那裡,肯定要去報到的。我想,不管元化先生如何說我,一不解釋,二不推托,能被學養如此深厚的長輩教導,也是求之難得的事情。
進元化先生書房時,我小心而客氣地稱呼他,不像當年求教他時那麼自然。元化何等睿智之人,他從我的客套中,看出我的忐忑,竟微微笑起來,揮揮手道:“來瞭,來瞭,好,好!”隨即熱情地招呼我往裡面坐。待我坐定,他即開口與我談文學界的事情,說的很雜,也很寬廣,他對各方面的情況相當熟悉。他說話向來不急不緩,體現出深思熟慮的風格,那一天,他卻是主動提及各種話題。我心裡明白,他用談話來消解我內心的緊張,我實在為他的寬厚而感動。那天話說得很多,印象特別深刻的,是他分析在作傢協會工作的狀況。他說,你到這裡來,可以什麼不做,那就是得個清閑;也可以做得非常熱鬧,直到讓作傢們受不瞭;當然,你也可以謀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元化先生沒有明確說希望我如何,但這個選擇題的答案是清晰的,愚笨如我,應該聽清楚瞭。
隔些日子,我再去看元化先生,他正在寫毛筆字。我見他揮筆輕松自如,墨跡圓潤瀟灑,隨心隨意,不由贊嘆起來。他笑道,不過是一種練氣養生的方式,談不上有啥造詣。沒想到,一星期後,他托人捎來一幅書法送我,錄自陸士衡的《文賦》,其中一行:“觀古今於須臾,撫四海於一瞬。”雖然是早就知道的名句,但是,經元化先生之筆書寫,又覺得意境寬瞭許多。
後來,他突然病重,我和趙長天趕去醫院探望。他興致勃勃,問文學方面的新近情況。擔心他累,我們總是盡量說簡單的。告辭時,大約想起趙長天是《萌芽》主編,他提高嗓音,很有中氣地關照瞭一句:“要為年輕人多做些事情!”我們知道,在關心新人方面,元化先生一直身體力行。近年來,上海作傢協會主席團和黨組,確實也為文學界新銳的成長做瞭較多的努力。文化的代際傳遞,正是如此進行的。
李子雲先生
她默默聽著,突然將我一軍:“你為什麼不寫?”
早先,與李子雲先生不太熟,知道她是著名文藝理論傢,曾長期在夏衍先生直接領導下做文化工作。到作協黨組工作以後,自然就見得多起來。2009年春節,我去給她拜年。天很冷,她傢沒有開空調,喝著熱乎乎的茶,話題一直圍繞著上海的文學創作轉。當時,《繁花》等作品尚未出來,路內、小白一幫新銳還潛伏著,我隻能如此回答,寫上海的作品,主要靠女作傢們撐瞭,安憶一直有新作,王小鷹、竹林、陳丹燕、王周生也貢獻多多。子雲先生默默聽著,突然將我一軍:你為什麼不寫?我被問住,確實,進入新世紀,我隻是寫點散文隨筆。她接著說,你原來寫的《雪廬》是可以的,不應該停下來,不要強調工作忙。我勉強回答說,那,我再試試?子雲先生說,你當知青時做過幹部,帶頭幹活,人傢才聽你的。創作也是這樣,你當書記,不能光號召別人。我被她直率的批評鎮住瞭,連連點頭,表示一定不辜負她的期望。當時,我還想起安憶也有過類似的提醒:鼓勵別人寫上海生活,自己為什麼不做?
子雲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,來得十分突然,連去醫院送她也來不及。那時,我還兼著上海政協文史委主任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失職。她的經歷如此豐富,肚子裡的掌故何其之多,我們竟然沒有去做點口述實錄。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。
不久,我開始創作新的小說。當疲乏襲來,想偷懶停下時,我自然回憶起子雲先生的鞭策。(文/孫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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